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11月底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双方还可能会就经贸问题达成协议，他已指示内阁官员加以准备。然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等随后却表示，特朗普并未提出这一要求，美中谈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同时，美国司法部还宣布起诉中国的国有企业福建晋华公司，称其涉嫌盗取美国半导体公司美光科技的知识产权；美国商务部近期也将出台加强对华出口管制的新政策。显然，虽然中国方面对解决经贸摩擦持开放和积极态度，美国似乎没有停止激化对华贸易争端的意愿，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新一轮施压过程短期内难以结束。
忧心技术领导地位
对特朗普而言，“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挑起与中国的经贸摩擦，是应对来自中国的战略竞争的重要一步。美国之所以不会轻易收手，是因为双方经贸摩擦的背后是有关“技术领导地位”的竞争。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副总裁刘易斯（James Lewis）所言，经贸摩擦关乎贸易赤字、技术优势等问题，或将演变为一场更广泛的战略对抗。
近年来，美国对美中经贸关系的判断转向负面，不再相信合作共赢。在他们看来，中国正在通过强制技术转移、并购美国初创企业等方式，系统性获取美国技术，损害美国的长期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
一方面，美国认为，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以流失大量技术为代价。今年春季上海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会员企业表示曾受到向中国转移技术的压力。白宫决策圈中的激进鹰派、总统高级顾问纳瓦罗主导撰写了有关中国对美国经济侵略的报告，在他看来，“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既天真又自大，而中国在获取技术方面手段高明，两者结合对美国公司来说是致命的”。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行为感到十分忧虑，担心敏感技术和相关技术人才会被转移到中国。根据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统计，过去几年，美国科技类初创企业获得大量来自中国的风险投资，数额约占总投资额的15%。这些初创企业往往致力于研发具有突破性的技术，而且很多是军民两用技术，这引起美国方面的警惕。此外，百度、腾讯、华为等中国企业近年纷纷在美国硅谷等地设立研发中心，延揽了不少美国科技人才。
美国国会提出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已经在今年8月正式成为法律，规定任何涉及美国关键技术的并购交易活动，都将接受更严格审查。一些国会议员并不讳言，该法案就是针对中国。
在不少美国人士看来，中国目前不仅在5G、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高端技术领域对美国构成实实在在的挑战，而且在车辆及零部件、电机和建设机械等中端技术产业领域日益强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认为，过去10年，中国制造的中端技术产品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增长了两倍，达到32%，超过美国和欧盟。中国出口商品的国产率也已经从60%升至80%，在关键零部件等方面减少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美国苹果公司2012年在华供应商只有七家，到了2017年已经增至28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向着更高位置迈进。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担心失去技术领导地位，包括先进机械、大型船舶等制造能力，将会严重影响美国的军事工业基础，进而威胁国家安全利益。10月初，白宫公布了美国国防部撰写的一份报告，称美国军方在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方面过于依赖中国，构成了“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风险。报告对美国的军事工业基础和供应链作出系统评估，找出了近300个“漏洞”，包括中国对全球稀土供应的控制、中国企业成为美军弹药所需化学原料的主要供应方等。美国还担心，由于全球40%以上的复印机电路板在中国生产，存在中国植入病毒入侵美国国防系统的风险。
由此可以发现，美国对中国挑起的经贸冲突以及日益加深的技术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具有十分复杂而深刻的背景，已经超越缩减贸易逆差的范畴。这些问题并不是凭借一两个协议就能轻易解决的。
正如CSIS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肯尼迪（Scott Kennedy）所言，美国政府内部的鹰派人物的确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将供应链从亚洲转移到美国，让美国和中国这两大经济体实现长期性分割。新美国安全中心副总裁拉特纳（Ely Ratner）近期也在《大西洋月刊》组织的研讨会上表示，美国政府内部现在讨论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与中国“脱钩”（decoupling），而是“脱钩”的程度。
对美国需“扭抱”
虽然美国国内的对华强硬派来势汹汹，试图借助经贸摩擦进一步推动美国对华战略朝着“对抗”方向调整，但很多有识之士也提出，“脱钩”并不现实，走向对抗更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长期负责中国和亚洲事务、今年7月卸任代理助理国务卿一职的董云裳（Susan Thornton）日前表示：“如果美国找不到与中国合作的道路，我们将迎来极其困难的未来”。她认为，中国与苏联不同，美国没有可以从经济上孤立中国的国际机制。两国经济日益密切联系起来，将美国经济从中国分离出来，美国自身将会破产。事实上，贸易争端对美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日益显现，正如美国前副贸易代表卡特勒所言：“我们有高估自身谈判筹码的风险”。与特朗普的预想相反，美国的贸易逆差不降反升，今年上半年达到29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2%。美联储官员担心，贸易争端导致原材料、零部件价格上涨，将削弱美国家庭的购买力，严重影响美国企业的信心、投资和就业。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估计，中国的关税报复举措会令支持特朗普的相关县损失110万个就业岗位。
此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Adam Posen）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攻势正在让长期投资远离美国。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对美直接投资额仅为447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72%。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尤其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根据荣鼎集团的研究统计，2016年中国在美投资额约为460亿美元，2017年则降至290亿美元，下降幅度约为36%。
“脱钩”对中美两国都会带来负面影响，而且对于实力相对较弱的一方来说，这种冲击会更大。虽然美国方面对来自中国的技术竞争压力夸夸其谈，但中国政府对本国的技术实力、产业水平和创新能力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也正处于艰难爬坡的关键阶段。不容否认，美国方面已经明确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无论中国是否情愿，都很可能被拉入一场持久的较量。如果把这种较量比作拳击比赛的话，设法与对手“扭抱”（clinch）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脱钩”只会让美国放开手脚，在出拳时更加肆无忌惮。
换言之，面对美国在经济、安全、外交等多个领域的施压，中国必须冷静处之、保持定力、善于周旋，不能随美国对华强硬派的节奏“起舞”。既要逐步接受中美关系竞争性因素上升、进入艰难调适期的新现实，也要看到美国国内还是有很多理性的力量。过去40年来中美关系发展为两国交往打下的基础，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毁弃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特朗普虽然看上去咄咄逼人，但其实也面临内政、经济和国际热点问题所带来的诸多压力。世界上的矛盾很多，运筹中美关系的空间还很大。
尤为关键的是，要结合中国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战略安排，解决好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扩大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重新筑牢稳定中美关系的经济基础。中国美国商会9月对超过430家在华美国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贸易争端以来，约三分之一的公司考虑推迟或取消在华投资，52%的企业感受到中国方面非关税举措的影响。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稳外资”等“六稳”要求，这自然涉及目前约6万8000家在华美资企业。要利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等契机，按照中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既定部署，全面、尽快落实相关改革举措，完善营商环境，对外国企业包括美国企业释放更多政策红利，把外资留住。
此外，还可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新平台，加大从美国的进口，继续不失时机地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中美经贸合作，推进金融等服务业合作。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金融圆桌论坛对外释放了积极信号，这一新的对话机制由中国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和高盛集团前总裁桑顿共同主持，参加者包括美国黑石集团等重要金融企业的负责人。而在中美地方合作领域也存在不少机遇，宜结合美国不同州、国会不同选区的特点，增进同美国地方政府和国会议员的沟通接触，在低敏感领域扩大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推动中美经贸和投资关系向纵深发展。
总之，不应低估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复杂性、长期性，尤其是要看到这一问题背后的大国技术竞争和战略安全因素。经贸摩擦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中美双方在国家—社会／政府—市场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分歧。此外，也须看到，中美在不同领域的竞争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具有日益突出的总体性、跨域性和联动性。必须更多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思考和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尤其是要切实防范台湾海峡、南中国海等战略安全问题与之形成负面共振，避免经济领域的竞争关系进一步演化为“经济冷战”，进而从根本上侵蚀中美关系的基础。
(출처 : 察哈尔学会,2018-11-30)
